千古谁识司马迁
生死抉择费思量————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
菜九段/菜九愚 8_0@1G!PC!F}c
可以说,从人类有意识以来,就知道有生必有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是人类最原始的恐惧,也是所有恐惧的终极指向。生命只有一次,故贪生怕死也成了人的本能与本性。有意思的是,正是在明知必死的前提下,人类怀着对死亡的极度恐惧,强烈地追求永生,并为此做出不懈努力,从古到今都不曾停歇。因为理智知道永生是不可能的事,就催生出了不朽的理念。古人对不朽有三个经典标准,即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并很有把握地认为,只要做到了这三条之一,就可以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这一估价或者离事实不远。由于有了这个明确标准,古往今来的志士仁人、英才俊彦就不约而同地攒足了劲为了实现不朽这一目标奋斗不息。
但在生死一途上并不因为引进了不朽的理念就万事大吉。因为无从把握、难以预料的命运从来不会让人们按部就班、妥妥帖帖地经营自己的不朽事业。于是,由于突如其来的命运降临,历史就不断提供了面对生死抉择的画面。由于所有的生命体都有避死向生的本能,人有别于其他生命体之处或者就在于,为了某个自认为崇高的目的,可以逆本能而动,主动选择死亡。就如孟子曾经所说:生,我所欲也;义,我所欲也;两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就如为了坚守士可杀不可辱及人活一口气等等信念。所以一旦人们在可以生的时候选择了死,总是表现出轰轰烈烈、惊天地泣鬼神般的壮烈,荡气回肠,激越千古。
当不朽与做人的基本信念不可调和时,是生还是死,这一难住哈姆雷特的选择题就常常摆在了人们的面前。而这一难题也由于不朽概念的存在,就使得无论是选择生还是选择死都不能简简单单地用勇敢或怯弱来界定。生死关头最能显示英雄本色,通常选择死,肯定会被认为是有勇气的表现。但英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所以,当这道生死难题摆在司马迁面前时,经过无尽的掂量,他以比选择死更大的勇气毅然选择了生,并最终提出了“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生死观。这一观念的提出,对于后人在解决这道难题时或者有一定的帮助。
司马迁的生死观是对不朽理念的进一步诠释。而不朽理念本身就包含了对死亡的原始恐惧。据笔者可以查找到的这种恐惧的最初表述,当是出自孔夫子。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记有孔子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然而欲使名垂后世,也不是一件容易如愿的事。比如《伯夷列传》就记载了伯夷、叔齐因相互辞让君主之位而相偕去国;又因反对周武王以暴易暴,不食周粟而死。司马迁指出,如果不是因为孔夫子记录了他们的事迹,他们就会如许多怀有同样情操者一样湮没无闻了。所以司马迁在传末又一次引述了孔子的话:“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司马迁才情既高,追求不朽正是他本人及家族的梦想。但他本人肯定也是时时刻刻受到达不成不朽的恐惧胁迫的。本来作为一个朝廷小官,司马迁没有什么建功立业的机会,也没有像孔夫子那样的圣人予以提携,达成不朽应该是相当困难的。但达成不朽的机遇还是出现在了司马家族的面前。这个机遇是,他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承平时代,又可以很方便地接触到大量的文献资料,他们有条件继续自孔子以后中绝的著述事业。从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开始,就着手为开创家族的不朽事业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可惜天不假年,司马谈只好以临终嘱托的方式将使家族不朽的接力棒交到了司马迁手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自己。在司马迁时代,这个生命还属于父母、家庭、家族。正是背负着家族与先人的重托,司马迁开始其对不朽的追求。当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著述进行到第七年时,发生了李陵事件。司马迁也因为为李陵说情,而使他的不朽事业面临夭折的危险。
在后人看来,司马迁为李陵辩护算是他的人生污点。但放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事情正是允许发生的。无论如何投降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但为了张扬光大生命的价值,以期有更大的建树以达不朽之境,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类似的屈辱又是可以接受的,早先的先贤就这样做过。当时去古未远,古代遗风的影响不容低估。从上述意义上来说,李陵之降就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逆不道行径。毕竟大一统国家时间不长,大汉民族的概念尚未形成,还没有形成忠于民族大义的铁律;毕竟为国捐躯与张扬个体的生命价值同时受到推崇。大汉立国之初,就曾认可了这种因势不敌而降的人,如韩王信、堂阳侯孙赤都曾因战败而投降项羽,后重新加入汉阵营而继续受重用。就是司马迁时代的赵破奴,曾被匈奴俘去十年,就未闻失侯夺爵。此事记在《卫将军骠骑列传》里。因此,且不说司马迁受刑时李陵降否难明,即使坐实,两国交兵,叛来降去,在过去是通行的做法,至少在司马迁时代还不是当局用以定罪的名目,至少汉武帝就没用这个名目给司马迁定罪。大概司马迁在为李陵说情时提到了李陵之败与其上级二师将军李广利之败的联系,因为后者在李陵失败的同时也折损了五分之三的人马。李广利是因为与汉武帝的裙带关系而受到重用的。所以汉武帝给司马迁定罪的名目是,攻击皇帝用人不当而造成李陵之败。h3l$A:}oGdd)_)r
其实,司马迁为李陵说情本身就是极具勇气的表现。他看不惯李陵败讯传来,满朝文武群起而攻之的丑恶场面。因为此前李陵捷报传来时,正是同样一批人在大唱赞歌。同时,以他对李陵为人的了解,他认为李陵之降只是为了今后能更大地报效国家。所以,他挺身而出为李陵说公道话。由于他站到了满朝文武及最高当局的对立面,就注定了他要为他的勇气付出代价。诽谤皇帝是杀头之罪。所以从司马迁为李陵开说那一刻起,就基本上宣告了他不朽事业的终结。这个代价是他承受不起的。就在这时,那道生还是死的选择题摆在了司马迁的面前。而这所谓的生,却是以生不如死的阉割为前提。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得很清楚,阉割是人可能遇到的所有十种凌辱中最不堪忍受者。碰到这种情况,即使是非常惜命的寻常奴仆都会自行了断,以避免凌辱。我们后人或者难以理解,为什么阉割是那样难以忍受。而在当时及以前以后的很长时间里,一旦与阉割这种事沾上边,也就进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不仅其本人甚至其祖先及后人都会因此而蒙羞。所以司马迁痛心疾首地慨叹:“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 即大质已亏的刑余之人已失去了受人尊敬的资格。而经此一创,其人其书就极有可能不会被后人视为圣人圣物,所谓的不朽事业能否为后人认可也就大成问题。既然司马迁敢于替李陵开脱,就应该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按他一贯推崇的英雄志士的行为轨迹来看,他说了应该说的话,做了应该做的事,因此而受到责罚,也是求仁得仁,无怨无悔。于是,当这个所谓的生还机会出现在他面前时,舍生赴死正是应有之义。司马迁死的理由非常充分,父母先他而逝,又无兄弟之亲,对家庭看得不甚重,选择生的代价实在太大。唯一不能割舍的是,丧失使家族不朽的机会,与无法完成父亲的临终嘱托。
是生还是死。甚至于两千年后,我们都能透过《报任安书》感受到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煎熬。生,意味着肉体的痛苦、人格的撕裂、灵魂的窒息;死,固然一了百了,但罪名不当,身份不显赫,且会被认为罪有应得,更何况家族几百年才出现的不朽机会也就永远地丧失了。两害相权取其轻,而孰轻孰重,谁能说得清,就连司马迁本人都没有十足的把握肯定自己的选择。因此,在《报任安书》中,这个选择题被提起放下,放下又提起,难以启齿,又必须说透,以至于千载之后读之,仍能感受到是生还是死、活着值不值这类生死难题在无时无刻地折磨着司马迁已受到重创的心灵;仍能感受到生与死的理念纠缠从四面八方对司马迁无休无止地压迫,令人不胜唏嘘。据此可以肯定,甚至于在这个选择做出后的全部余生,司马迁都一直受到是生还是死的无穷压榨,缠绵不解,挥之难去。追求不朽的极度抱负与超级凌辱形成的巨大反差使司马迁备受煎熬。就是在这样一种肉体与精神状态下,在与不朽基本无缘的状态下,司马迁耗时十年,终于完成了不朽的《太史公书》。如果没有极其坚韧的毅力、不具备极其伟大的人格力量、没有超人的勇气及无与伦比的才情,是不可想象的。当然,司马迁在著述过程中接触到的前贤事迹,使他的不朽事业有了精神支柱:“向令伍子胥从奢俱死,何异蝼蚁。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伍子胥列传》)“知死必勇。非死者难也,处死者难也。”(《廉颇蔺相如列传》)“没世无闻,古人惟耻。”(《感士不遇赋》)
对我们后人来说,幸运的是司马迁终于做出了选择,幸运的是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毕竟他确实有足够的理由做出任何一种选择,而他终于放弃了那个最容易做的、被他界定为“轻于鸿毛”的死,中华民族才得以增添一部可以引以为自豪的历史文学杰作,中华民族的早期历史也因此有了大致可以确认的轮廓。我们可以认为,经此一役,司马迁已完全经受了生与死的轮回。所以他的生死观不仅是灵与肉的不断撞击的结晶,也是维护尊严的信念与追求不朽的信念不停撕扯的结晶。
是生还是死。这个问题也被司马迁溶入了自己的作品。除了在《报任安书》中提到的面临生死抉择的前贤外,《史记》中还有大量的在生死关头及重大凌辱面前如何抉择的事迹。如陈胜起义前的“等死,死国可乎”,起义时的“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的宣言;管仲“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而幽囚受辱终建大功的自白;伍子胥兄弟一人随父就死,一人忍辱负重活下来报仇的过程;蔺相如敢于冒生命危险叱责秦王,却不愿意与廉颇发生冲突伤害国家元气的思考;韩信为了日后建功立业甘愿忍受胯下之辱的事迹;等等。由于司马迁本人对这类抉择及场面有切身的体会,所以当这些事迹从他笔下流出,就宛如发生在眼前,令人血脉贲张,精神振奋,欲有所为。
如果不出李陵事件,司马迁就可以平平静静地完成其不朽事业。而这类不测事件又岂能是司马迁的个人意愿所能左右。所以,司马迁的作品中充满了对这类不测命运的慨叹。而这类不测命运降临其身,这就注定了司马迁要在巨大的屈辱中完成其对不朽的追求。或者也正因为此,其作品才迸发出耀眼的人性光辉;或因为如此一来,其作品才极具震撼力,而终成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6DeM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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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拷问司马迁/
生死对质司马迁/
遗恨千古的生死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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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系应约请之作,收入高中语文必修教师参考书的相关资料,以文章副题为主题,定名为《从报任安书看司马迁的生死观》,似不及原拟定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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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文相关的孔子价值观皆出自论语
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管仲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iqw|W7Cp
孔子曰:“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吾见其人矣,吾闻其语矣。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吾闻其语矣,吾未见其人也。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得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其斯之谓与?” `F1X(|8Ov(}1w
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言中伦,行中虑,其斯而已矣。”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_)odN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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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网络用名 《报任安书》正解 千古谁识司马迁
署名菜九愚,是因为有些人认为菜九段是不是自以为水平高。其实是菜到无以复加的意思。但为了免除联想,菜九愚较好。就如华山派的陆大有说、名字叫个什么英雄豪杰的,总会让人生气。这点菜九起先考虑不周。现改正。 好文采,又是一个高手重现江湖啦~~ 楼上说好就好罗~~~我也支持下! ^_^ 古史杂识之 千古谁识《鸿门宴》
菜九段#A4u {)\O?V5cq*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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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羽本纪》是《史记》之最为精彩的篇章,而其中的《鸿门宴》一节尤以刻画传神脍炙人口。由于此后楚汉相争,项不敌刘,使后人产生了这样一种错觉,即项羽因妇人之仁,且欲沽名钓誉,从而在鸿门宴上失去了一举结果日后最大政治对手刘邦的最佳机会。但这种貌似有理的识断只是基于刘项争斗的结局而言,并不符合事发当时的局势,其将复杂事物简单化的倾向显而易见。若充分考虑到刘项关系的背景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形势,我们就会对项羽放弃这种“机会”另眼相待。笔者以为,鸿门宴为刘项交锋的第一回合,时局背景极其复杂,其杀气的炽盛与平息均与刘项关系密切相关。如果就事论事,就大局而言,在刘邦服输的情况下,项杀刘毫无必要;就理智而言,楚军深入敌国,项不杀刘,不为失策;就感情而言,项不杀刘,不能算矫情;就未来前景而言,项羽已有对策,不杀刘不能看作放虎归山。 'l3L6Ws&ZZ&Rz)o nP
一、 刘、项关系的基点及冲突之深意 l+I9ED/_
刘、项同为楚军将领,在项梁任统帅期间,两人曾有并肩作战的经历。他们曾一同攻秦于城阳、濮阳、定陶、雍丘、陈留等地,协同作战期间,两军将士之间彼此都很熟悉,刘、项的融洽关系也由此而奠定。项梁败死后,刘、项相约退保彭城,拱卫楚都。在这种重大战略决策关头,两人进退一致,足见相互间非常默契。按刘邦的说法,他与项羽有兄弟之约,[1]时间应该是在两人退保彭城之后,也只有在这个短暂时期,两人才有机会相聚在楚怀王心的朝中。之后不久,两人就分别踏上灭秦之路,直到鸿门宴时才重新见面。由于两军经常合作,刘、项对对方的部属大概也不陌生。鸿门事件就是由刘邦部下曹无伤的密报而引发,曹与项或原本认识。而在日后的楚汉战争中,刘邦溃败,眼看就要被楚将丁公活捉,情急之下,刘邦开口讨饶,丁公也就放刘邦一条生路。[2]项羽失势后,楚军将领包括项氏族人成批投奔刘邦,靠的正是这种彼此捻熟的老关系。刘项间的上述渊源是广为人知的,但两人间另有一要害关系恐怕容易被忽略,即刘邦是从秦嘉、景驹部投靠项梁的,靠着项氏的兵源支持才得以羽毛丰满,终成气候。[3]到鸿门事发时,虽然这段早期经历已成为历史,但在实力声望都远远超出乃叔的项羽心目中,这种早期形成的关系基调已在无形中决定了刘项关系的未来形式。而鸿门宴的发生与结局,基本上就是这种基调的偏离与回归过程。
鸿门宴之前,项羽已发布命令,要剿灭刘邦。从表象上看,是曹无伤搬弄是非,说刘邦欲王关中。殊不知这正是项羽的一块心病。按楚怀王心“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灭秦号令,[4]刘邦确实有在关中称王的权利,而这正是项羽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所不能容忍的事实。项羽率领楚军精锐在黄河以北降服了秦军野战主力,令天下诸侯归心。鸿门事发时,项羽集楚国上将军及诸侯上将军于一身,而身为楚将的刘邦也名正言顺地归其领导。如果让旧秦的关中之地这个最大的战利品如约落入刘邦之手,就意味着项羽的战功要大打折扣,意味着项羽的宏图大志(详见后文)要成为泡影。对此,项羽显然不会甘心。在与秦军决战前,项羽杀了惧敌畏战的楚上将军宋义,自命为假上将军。当时他的部下都说:“立楚国者,将军家也。”[5]此话正中项羽心态。日后,分封天下时,项羽声称:“怀王者,我家项梁所立耳。”[6]完全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作为项氏利益的当然代理人,项羽决不会听任靠项氏发迹的刘邦称王关中。所以,他一听曹无伤的告密,便勃然动怒,下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7]其实质是,刘邦当时的地位及行事方式已大大偏离了刘对项的从属关系。在这种前提下,刘项之间原本存在的战友情份及融洽关系都挽救不了冲突的爆发。A}~9n"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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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项羽行将动武的危急局面,刘邦也猛然醒悟到自己与项氏之间存在着的微妙关系。在他托项伯转告项羽的言辞中,就有“臣之不敢倍德也”[8]之辞,似指这种深层关系。可见这种关系确实存在,刘项二人彼此心照不宣。在双方力量对比不变的情况下,项羽发出了要求遵从历史的信号,刘邦除了屈服之外,别无选择。站在项羽的立场,因为刘邦听懂了项羽的信号并遵从之,刘项关系算是基本理顺。在此前提下,再谈杀掉刘邦,则既非项羽所愿,也为情势不容。
二、 形势转换及刘邦的对策#}0xB ~*PXT
刘邦的屈服非常明智,他与项羽力量悬殊过大,而且刘邦的“王关中”企图确实犯了众怒。军事解决了章邯部后,项羽统率的诸侯联军已将关中视为囊中之物。刘邦先取关中对联军的这种良好自我感觉无疑是一场毁灭性打击。如刘邦不肯将关中之地拱手相让,联军上下将同仇敌忾,必灭刘而后甘。这就是鸿门宴之前的联军心态及刘邦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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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无伤的告密并非凭空捏造。楚怀王心的号令天下皆知,刘邦入主咸阳后,又将怀王之令告布秦人,以安民心。不仅如此,刘邦还企图独占关中,他派出兵将扼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队进入,然后又招募秦人从军,使其军力从破武关前的数万人,增至十万人,企图以力抗拒诸侯。[9]到了项羽击破函谷关,兵临城下欲以武力解决时,刘邦才不得不收敛起王关中之心,唯求自保。看来怀王的许诺及秦关的险阻都保不住已到手的果实,甚至生命都大有可虞,只有刘邦的机变才能救他自己。
至于项羽要以武力解决“王关中”问题,刘邦也并非如司马迁所说直到项伯欲救张良时才知道。函谷关被破,项刘两军冲突在即的势态就出现了。曹无伤卖主求荣之举即表明了刘邦阵营中的惶急之象。军力悬殊使刘邦看不到一点胜机,恰好项伯的到来给刘邦带来了希望。刘邦的机变也由此得以施展。刘邦的第一个步骤是笼络项伯,约为姻亲,以期其卖力为己开脱。仅靠口头转达是不够的,还得写一通书信才显得郑重。在交兵在即的当口,也只有项伯这样为项羽亲近的人才能完成这种使命。刘邦这步棋非常见功,项伯确实为刘邦作出了巨大贡献:首先是在鸿门宴上以身蔽翼刘邦,阻止项庄行刺;其次,在分封时为刘邦多争取到一郡之地;[10]最后,还阻止了项羽杀害刘父的企图。[11]wpV1V u-p
刘项隔阂既成,就决非第三者从中斡旋所能化解,必须要刘邦亲自当面解释才能补救。于是,就上演了震烁古今的鸿门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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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刘邦欲王关中而派军扼守函谷关,项、刘两军之间便含有了较深的敌意。为了化解两军的对立情绪,也为求自保,刘邦亲临项羽军中解释,尽管充满危险,却也是不得而己。当此之际,刘邦的全部依靠便是早先的战友情份。有关刘邦在鸿门宴上的言辞,司马迁只记载了一句开场白,辞曰:“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郄。”仅寥寥数语,但非常厉害。这段话首先照顾到战友情谊,次及战略分工,再及无意立下大功,终及不详其名的小人“离奸”事实。战友情份原本存在,毋庸置疑,引发二人对立的乃是刘邦先行入关的新局面。对此,刘邦仅用战略分工及无意中建功便将自己已遭猜忌之处全部撇清。有此一说,项羽便或多或少能容忍刘邦得头功之事。鸿门宴上,刘邦绝不会只说这一句话,其余未见于史的言论,多半是亟言其对项氏的忠诚,以期平息项羽心中的杀机。须知,项羽对刘邦立头功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刘邦的重新效忠,就表明了要把名义上受其领有的关中之地拿出来供项羽发落。项羽兵不血刃就得到了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如再要对刘邦动武,就显得无理之极,且在政治上得不偿失。
前面说过,在刘邦欲将关中据为己有的前提下,视关中为囊中之物的项羽联军自然会同仇敌忾与刘邦争夺胜利果实。一旦刘邦自愿放弃本应该归其享有的权利,则联军的斗志也必然会松懈。历史没有交待刘邦曾向诸侯军晓谕已决定放弃关中权利之事,但两军近在咫尺,又相互捻熟,刘邦要行游说也是极方便的事,且这种可能性极大。从历史的有关记载中或可看出刘邦这样做的蛛丝马迹。如樊哙在鸿门宴上责备项羽的话与刘邦对项伯之言及项伯开说项羽之辞如出一辙即可为证。樊哙说:“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闭宫室,还军霸上,以待大王来。”[13]刘邦曰:“吾入关,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库,而待将军。”[14]樊哙说:“故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5]刘邦曰:“所以遣将守关者,备他盗出入与非常也。”[16]樊哙说:“劳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赏,欲诛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续耳。”[17]项伯曰:“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18]上述言辞明显地掩盖了刘邦欲王关中拒诸侯入内的事实,又如此一致地义正辞严,显得受了莫大的委屈。这显然是事先对好口径的缘故。而这些用在项羽面前洗刷刘邦的言辞,也完全可以拿到联军中广为传布,以正视听。项伯可能已经为刘邦这样做了,刘邦也可以派出部下到联军中宣传,甚至随刘邦赴宴的百余随从也可在项羽军营内大肆宣扬。一旦这种对刘邦的洗刷在项羽部队中扩散开来,那么,无论是对刘邦部动武,还是对刘邦本人动武,都不能得到联军甚至楚军的全力支持。这种前景,刘邦知道,项羽也知道。因此,樊哙所说“大王今日至,听小人之言,与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19]的前景,确实令项羽慎重对待杀刘问题。道义上的压力决非可以忽略不计。 三、 项羽的立场及其对策
由于刘邦拱让了关中之地的主宰权,项羽所面临的形势已产生了根本性变化。不论是感情上,还是理智上,剿灭刘邦已不再是项羽的当务之急。根据项羽日后的行动推断,此时项羽有两大宏愿,其一为灭秦社稷宗室以泄愤,其二为总揽天下之权。任何事情,包括对刘邦的处置在内,都应以不妨害此两事为度。项羽“才气过人”,[20]他自然知道刘邦的不同凡响之处。经过鸿门宴前的诸般风波,兼之项羽已动过杀机,刘项关系已不可能和好如初,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放眼当时,可以对项羽未来统治模式构成威胁的,也只有刘邦一人。如以此为意的话,确实应该按范增的策划,将刘邦杀了干净。但杀刘是有代价的。后人根据刘项相争的最后结局,或者对此代价视而不见,作为当事人项羽则无法不正视这种代价的沉重存在。此代价即为,由杀刘引发的关中大乱。此话绝非危言耸听。须知,秦亡之后,天下的两支精锐为由刘邦和项羽分别统领的楚军。虽然项部更加强大,但刘部也是百战之师,其实力不容低估。若杀了刘邦,其部众群龙无首,竟尔屈服,关中固然不会乱。一旦刘部不肯就范,以武力相抗,则局面不易收拾。楚军内讧一起,旧秦民众或许会重新集结在秦国宗室的周围,与诸侯军队周旋到底。秦民训练有素,又已归顺了刘邦,刘邦遇害势必使秦人更畏惧项氏的暴虐将加诸己,其将作殊死抗争,亦在情理之中。大乱一起,无论是灭秦宗室还是总揽天下之权,都将成为泡影。这种风险,项羽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尝试。所以,项羽很爽快地接受了刘邦的归顺。而这与当初欲剿灭刘邦竟毫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刘邦不归顺,则灭秦宗室及总揽天下之权均无从着手。至此不难看出,项羽欲灭刘邦也罢,欲纳刘邦也罢,其目的都是为了完成两大宏愿,绝不允许节外生枝。何况刘邦的归顺,使得刘项关系与项羽心目中的固有模式相一致,在这个前提下,也使项羽愿意保持与刘邦的战友情谊。
尽管项羽据情据理已决定不杀刘邦,但他对刘邦的怨气还是有的。其根源在于刘邦抢得了灭秦的头功,即使刘邦拱让出关中的主宰权,这种怨气仍然存在。日后项羽废止了楚怀王心的主约权,其底蕴即为怀王的战略部署使项羽后天下约。[21]这种局面的产生,项羽自己或许应负一定责任。秦军投降时,刘邦尚未攻入旧秦,若项羽毫不懈怠,未必会落到刘邦后面破秦。更有甚者,从项羽取得军事优势到秦军归降,时间长达半年之久。[22]如果项羽加紧进军,恐怕更要先于刘邦灭秦。但项羽没有自责之心,即便有懊悔之情,也转化为迁怒于人。当然,到刘邦屈服之后,项羽的怨气表现得有所克制。而鸿门宴上,项羽对范增做出的杀刘邦的暗示默然不应,而对项庄别有用心的舞剑也听之任之,这些都可视作为项羽既如愿以偿又怨气逼人的矛盾心态的具体表现。由于项羽当时已无诛刘邦之心,所以他才能容忍樊哙的无礼冲撞。综合项羽的言行变化,是否可以这样说,刘邦在鸿门宴上的处境只是有惊无险。后人将此结局归咎于项羽的沽名钓誉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指责项羽错过了解决日后政敌的良机则是误会了历史。若项羽有心杀刘邦,鸿门宴并非唯一的机会。准确地说,从鸿门宴起到分封后诸侯归封,其间长达4一5月之久,[23]关中之地始终受项羽控制,他完全可以在任何时候除掉刘邦。因此,在鸿门宴上,项羽失去的不是诛刘良机,而是失去了诛刘之心。总括起来,刘、项二人在鸿门宴上各得其所:项羽如愿以偿,刘邦得到不再绝望的处境。只是刘邦吃亏了一点。 Y ?1d{O.K1_B ?
至于沽名钓誉一说,也不能极尽项羽的当时心态,项羽灭秦宗室殆尽,烧秦宫,废怀王之约,甩开怀王自行分封,皆率性而为,又何曾见其作声名之想。其行事如此,是否会在刘邦问题上以声名为虑,值得怀疑。依笔者之见,项羽对刘邦始终存有戒心,之所以不将其除去,不外三种因素在起作用。第一,刘项原本相得,且有兄弟之约。第二,项伯为刘邦说情,项羽总得给这个面子。第三(也许最为重要),项羽自以为已有消除刘邦这个隐患的万全之策——他想通过分封来规划刘邦的未来。早在接受章邯投降时,项羽就封章邯为雍王。雍即秦之代称。项羽此举似乎已在防范可能有人要在他之前入关灭秦。分封时,项羽仍保留章邯的雍王称号,并将旧秦一分为三,分给秦国三降将,以示自己无染指关中之心。这种做法有前例可循:周武王灭殷,即将旧殷之地仍封给纣王之子武庚禄父,以期以旧人治旧地,起安抚之功。项羽以“巴蜀亦关中地”[24]封刘邦为汉王。此举即虚遵了怀王之约,也照顾到战功及兄弟之约,又将刘邦遣至偏远不致为害,可谓一举三得。 ?5k `yR
项羽的这一举措可以称得起“用心良苦”,且十分恶毒。巴蜀乃旧秦流放犯人及其亲属之地,其开化程度较低,自古以来其被视为化外之地,而为包括楚人在内的中原各国所蔑视。刘邦部之中坚均为楚人,让其入居巴蜀,不仅习俗上不适应,心理上也必拒斥之。项羽有言:“富贵不归故乡,如绣衣夜行,谁知之者。”[25]此话虽非定是项羽的肺腑之言,但也是人之常情,刘邦部众为灭秦而出生入死,胜利后却领受了去偏远之邦的官爵,显然会人心不安。事实也正是如此。在刘邦归封的路上,就发生了部将大批逃亡现象。此情况的出现或为项羽事先已能料定,而这又促使刘邦提早发难,则为项羽始料未及。在封锁刘邦可能的东归之路方面,项羽除安排秦三降将王关中之外,又在汉中以东依次封亲楚的赵将申阳为河南王、楚柱国共敖为临江王、楚将吴芮为衡山王、楚将黥布为九江王,自西向东对刘邦层层设防。此防线最终没有起到拦截作用,则非其所能逆料。J4p0n4g5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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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在鸿门宴这一回合交锋中,项羽并非像世人心目中那样是个中了刘邦缓兵之计的行为幼稚的莽汉。在如何处置刘邦及如何处理未来局面方面,项羽所作所为也都是竭尽心力了。在处理与刘邦关系问题上,其心思之周密,似与刘邦在伯仲之间,丝毫不比刘邦高尚或光明磊落。但不论刘项如何勾心斗角,都无法抹杀两者间曾有过的亲密关系。即便到了双方在战场上你死我活之际,这种关系仍在左右双方的行为,以至于双方尽可能不做得太绝。最终,取得胜利的刘邦在安葬了项羽之后,居然还为之举哀,洒泪而去,[26]足见两人的早先交情绝非泛泛。那么,在极端复杂的局势面前,项羽不杀刘邦是否应认作为失策,其答案当不难发见。以上识论当否,还望有识予以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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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o9mE/c0v q
[1][5][7][8][11][12][13][14][15][16][17][18][20][21][24][25][26] 参见《项羽本纪》 [^ a^-n9MQ
[2]参见《季布栾列传》
[3][4][6][9]参见《高祖本纪》vm'Ak_)hC
[10]参见《留侯世家》4[(r6KB(Ae3i
[19]参见《樊郦滕灌列传》
[22] [23]参见《秦楚之际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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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题《刘项关系与〈鸿门宴〉结局识论》载《淮海文汇》1997年4期) 古史杂识之 皇帝的家谱gAW7t\q%y
菜九段W:x%V~ bU
菜九读《史记》成痴,也不知不觉接受了司马迁的主张,以为但凡立了大功的人,其后世或者不会默默无闻。按这个逻辑,像司马迁本人及李广家族因蒙受了不小的屈辱,其后世就没有理由不发达起来。在李广家族,自有李唐皇室自承为其后人,而司马迁的后人就无声无息。菜九对此心有不甘,决心从皇帝的家谱中找到有利于菜九痴迷的证据。本来古代正史就被后世诮为帝王之家谱嘛。或者功夫不负有心人,还真从司马氏皇室及李氏皇室的家谱从看出若干破绽。1N&XYt5~"s
先来看看司马皇室的家谱。《晋书·宣帝纪》将世系一直上溯到秦末汉初司马卬,其曰:宣皇帝讳懿,字仲达,河内温县孝敬里人,姓司马氏。其先出自帝高阳之子重黎,为夏官祝融。历唐、虞、夏、商,世序其职。及周,以夏官为司马。其后程伯休父,周宣王时,以世官克平徐方,锡以官族,因而为氏。楚汉间,司马卬为赵将,与诸侯伐秦。秦亡,立为殷王,都河内。汉以其地为郡,子孙遂家焉。自司马卬八世,生征西将军钧,字叔平。钧生豫章太守量,字公度。量生颍川太守隽,隽生京兆尹防,字建公。帝即防之第二子也。 +wZII!C D{s*t7}5[
而在《三国志·魏志》司马懿之兄司马朗的传记里,仅仅说了个河内温人也。裴松之注引司马彪序传曰:朗祖父隽字符异……父防,字建公。司马彪本人就是司马懿的侄子,他就没有把司马氏的族谱上溯到《晋书》提到的那么远。而与司马懿是同时代人的陈寿,也没提到过司马氏有如此显赫的祖先,那么,这个显赫祖先说法显然是后出的。大概司马氏后人觉得自家的皇帝之位是从曹氏手中不那么光彩地夺得,面子上不那么好看,为了强调自己的高贵血统,就把家谱上溯到司马卬。但比较一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就可以看出,两者的一脉相承之处。在司马迁的笔下,重黎及程伯休甫都是提到的,但后者的情况就与司马皇室的说法有异,司马迁说程伯休甫在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然后分为在卫在赵在秦的三支,司马迁本人是从在秦一支延续下来的,而司马卬这一支则是从在赵一支延续下来的。但司马皇室的家谱没说的那么详细,从其续家谱的出现距司马迁数百年时间跨度来看,多半是抄袭了司马迁的家谱。于是问题来了,其上溯到司马卬或为冒认,或为有所讳,或者兼而有之。说其冒认,是因为其没讲清楚是从司马卬以下哪一支衍生而来,因为据《汉书·高帝纪》的说法,司马卬死得不明不白,其是否有子嗣传下来就很可疑。如果有子嗣传下来,又是其哪一子,没交代,看来是因为不知道,所以说不清。司马迁序家谱,自司马错而下,总能还出几个名字;而皇室的家谱,司马卬上面光秃秃,下面也是光秃秃,到了八世后才突然冒出了个司马钧,这个连司马彪都没有提到的记录,其可信程度如何不言而喻。可以这样说,只有被司马迁提到的人才出现在皇室的家谱中,而司马迁没提到的人,皇室家谱也还不出来,这就摆明了是照抄太史公的家谱。0m;`1M@1w|o%?"a*[[G
联想到司马迁所说的“刑余之人,无所比数,非一世也,所从来远矣……自古而耻之”的说法,会不会因为司马皇族与司马迁有什么瓜葛,觉得没什么面子,有意略去这一节不说,而将家谱挂靠到司马卬那一支名下?联系到李唐皇室的作法,这种可能是有的。从司马昌到司马迁传了四代也不过百年的光景,而从司马卬传到所谓的司马钧仅仅八代就传了三百年,好象不那么谐调。司马迁有外孙杨恽,其有女儿是肯定的,没有司马迁儿子的记载,但《汉书·司马迁传》称王莽时封司马迁之后为史通子,则其族香火未息也是可以肯定的。按司马迁家族的传承速度,从司马迁往下两百年,则有传八世的可能。这样的推测可能过于大胆了,但如果两者没有一点关系,司马皇族抄司马迁的家谱干什么?总不能因为所谓的司马卬家并没有家谱传下来,就只好到司马迁那里去抄。而真要抄的话,至少前面应该抄抄对,却偏偏抄个错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其家谱是刻意做出来的。所以菜九总存了这样一个念头,即司马皇室的家谱是冒认司马卬为祖先,他们甚至可能就是司马迁的后人。这个连史学大家、司马皇室后人司马光都没议过的问题可能太匪夷所思了,但至少可能对一半,即《晋书》的提法不可信。 ffnP H u5P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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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也怪,李唐皇室的家谱也是出自《晋书》。在《晋书》卷八十七《凉武昭王李玄盛传》是这样记载的:武昭王讳暠,字玄盛,小字长生,陇西成纪人,姓李氏,汉前将军广之十六世孙也。广曾祖仲翔,汉初为将军,讨叛羌于素昌,素昌即狄道也,众寡不敌,死之。仲翔子伯考奔丧,因葬于狄道之东川,遂家焉。世为西州右姓。(WZQ:pi{eC
但《史记》所记的李氏家谱不是这样的。那么,这个记载可靠程度如何,写史者或出于某种造假目的而未考虑到情理的严密性,但不妨让我们这些心怀疑虑者替他们扳扳指头算计一下。司马迁记李广之先为秦将李信,即抓燕太子丹的那个人。李广本人于汉孝文帝十四年从军。在此之前,汉立国刘邦十二年减五得七年,惠帝七年,吕太后八年,至孝文帝十四年,共三十六年。李广的曾祖似没有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生下第四代成年名将。考《史》《汉》二书,那个时期似无与西方作战的历史记载。这个曾祖仲翔的来历就有点莫名其妙了。须知,司马迁本人与李广一家三代关系都好,他是李广或李敢的老部下,李广与其子李敢都做过郎中令,司马迁在成年前应该在宫中为郎,李陵的父亲李当户,也在宫中服役,应该与司马迁照过面。他们的家谱,应该以司马迁所说为准。至于其它人的话,要么是胡说八道,要么是别有用心。
那么,是不是李唐与李广没有任何关系,菜九也不这么看。菜九以为他是故意把水搅浑,以扰乱视听。因为李唐皇室已将他们的祖先上溯到老子李耳,如果李广与他毫无关系,他用不着生拉硬套这层关系,授人以柄,之所以这样做,就是太有关系,且有难言之隐。比如,他就没有说自己是李广的哪一支所传就很令人起疑。由此联想到李太白叙家世,称其隋末一支,窜入碎叶云云,故意语焉不详,原因是有难言之隐。比如有人指认李白是唐初玄武门事变死难的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后,因在李世民后人当权的时代,这个身份还是不暴露为好,所以才这么说。而李唐皇室的难言之隐,可能是与李陵有关。李陵的作战下场与《晋书》家谱中的曾祖相类。而且李广有三个儿子都有名有姓,为什么到了李唐皇室这里,就连有名有姓的记录也弃之不顾,这就奇了。司马皇室抄《史记》的家谱,连司马卬子孙的姓名也还不出来,是因为司马迁没说过,他们也不便生造。而李广三子李当户、李椒、李敢清清楚楚,完全可以说得更明白透彻。为什么不说,大概认为不便说。如果是李椒、李敢,就没什么需要回避的,而如果是李当户,则其后为李陵,就有点不好说了。为什么不好说?原来司马迁在《李将军列传》中说,自李陵一家被汉朝廷屠灭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以为耻”。或许这个引以为耻的情形延续了很长时间,所以李唐皇室发达以后,可能就不愿意提那些容易引起人们不快联想的旧事,所以就将他们奉为老祖宗李广的家谱都改了。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晋书》是唐太宗时由房玄龄等人主持修撰的,唐太宗李世民亲自审了一点稿,没准就是李世民授意房氏做了手脚。早年菜九看过一篇文章说胡有九种,其中有一种称之为李陵胡。说明李陵留在汉地的家小被灭绝后,其在匈奴所繁衍之子子孙孙蔚为大观。而李陵在匈奴所娶托跋氏所生子,即北魏太武帝之祖先。当年崔浩将拓跋皇族血脉上续到李陵,被唐人刘知己斥为无稽之谈,但刘知己的说法亦不足以服众。如网友独孤如愿于200410151:52:57在天涯社区的煮酒论史栏目里称:“刘盼遂的三篇《李唐为蕃姓考》和王桐龄的《杨隋李唐先世系统考》,经过一再论证,认定李氏出自拓跋族。其主要理由是:一,据释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记载,李氏自言高祖李渊七世祖为西凉武昭王李暠,唐僧人法琳曾冒丧生之险,当着李世民的面加以驳斥:‘琳闻拓跋达阇,唐言李氏,陛下之李,斯即其苗,非柱下陇西之流也。’认为李氏是拓跋达阇的苗裔,自称陇西大族李氏之后,实属假冒。显然,法琳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决不敢口出狂言。”照这个说法,李唐一脉出自胡地、出自拓跋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只是法琳斥李氏与李广无关的说法也站不住脚,毕竟拓跋氏与李陵有这样那样的牵连。+?%vR!Q$oj%h